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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三代陕北寻根:一起为国家和社会做点有意义

2019-03-02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我们跟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二代们可能还有些区别,毕竟生长在红旗下,还是在父辈的蒙荫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天生没有选择的就带着头衔和光环,而我们这一代唯一与其他家庭不同的可能是家里对我们的要求更加严格。”高飞说。

  高飞告诉记者,他高中毕业本来想去当飞行员,但因为那个时候考飞行员流行托关系走后门,而父母不肯去找关系打招呼未能如愿。

  “我的身体素质不错,没当成飞行员其实还挺遗憾的。”后来高选择了参军入伍,在沈阳军区某野战部队度过了两年的军旅时光。

  “当兵我走的也是正常途径,去武装部报名参军,唯一的一次去找人是因为当时把我分配到了部队的总部机关,我去找领导要求要去基层锻炼,后来去了野战部队。”高飞说。

  “我小的时候不像现在的年轻人,那时对歌星舞星是没有什么感觉,在我心目中英雄就是那些开国将军。从小就喜欢拜访一些老将军,让他们给我讲讲故事,签个名我就特别的开心。”在去当兵前,我80多岁的奶奶特地嘱咐了我一句,她说,高飞啊,你到部队以后不要显摆你认识这个军长那个司令的。”高飞说:“我奶奶知道我走访过很多的将军,跟他们都认识。所以让我不要提那些,当然后来我也是那么做的。”

  “我相信很多有着共同背景的家里都跟孩子们说过这些话,从小就会教。首先,不搞特殊;第二,不允许做有辱家门的事情,不许丢家族的脸。“肖劲光大将孙女肖雨青说。她补充道:”不许有辱家门,这一点很厉害,从小到大我们的脑子里都有这根弦,知道做事情是有原则底线的。”

  李天佑将军之孙李小滨告诉记者:“三代跟社会上的人一样,有干得不错的,也有碌碌无为的,实际上跟社会现实的现象是一模一样的。”

  “现在社会对我们有一种误解,其实真实情况跟他们想的完全不一样。“老一辈家刘仲芳外孙范宝琪告诉记者,从每年的团拜会上就可以看到,真正的红二代,很少有坐着自己的专车来的,基本上都是坐公共汽车,他亲眼看到”胡木英阿姨几次外出办事都是自己骑自行车。”

  李小滨刚刚辞去一家数码科技公司的职位,选择创业。高飞则放弃了体制内的铁饭碗,自谋职业进入了一家外企,而范宝琪也早已从体制内的一家报社出来,走上了自主创业之路。

  “外企工作讲究的是真才实学,它不管你背后有什么人。我的父母对我要求也挺高的,他们总说你以后不要指望靠着别人,所以从我高中毕业以后到现在,基本都是靠自己。”高飞说。

  交谈中,高飞一直流露出自信的眼神。”现在想来我挺自豪的,从当兵、工作,到买房、娶妻、生子都是靠我自己。“高飞说。

  作为此次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胡木英从今年春节过后就开始筹备这次活动,但是由于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时间上很难一致,经过前后两次的筹备会议,直到八月中旬活动才最终成行。

  胡木英告诉中国青年网记者,转战陕北这条线年时走过一次,当时动员了周恩来侄女周秉德,任弼时之女任远芳,陆定一之子陆健健……“大部分进村子的路都是靠两条腿走下来的,很不容易,走下来以后大家都觉得非常震撼。所以也想动员我们的三代们也来走,从这条路上能深切地体会到党人是怎么样不怕牺牲、艰苦作战以及与人民群众深厚的鱼水情谊。”胡木英说。

  胡木英说:“三代里的独生子女比较多,而且不像我们这一代从小在一起长大,所以更需要创造一些机会让他们结识,希望通过类似重行转战陕北的活动,让‘红三代’们更加了解我们的党史,更加体会到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

  从2011年开始,每年的延安儿女联谊会的春节团拜都会邀请红三代们来参加。作为延安儿女联谊会会长的胡木英,也极力促进红色后代们的学习与交流。作为红三代里的优秀代表,范宝琪也曾连续几年在团拜会上代表红三代发言,此次转战陕北之行,胡木英也特地邀请他参加组织工作,负责前期联络等事宜。

  “我们虽然生长于天南海北,但是由于有着共同的背景,大家非常积极地相互结识,就像找失散的亲人一样互相去寻找。”范宝琪说。

  原全国政协汪锋外孙孔一诺,虽然只有一天的假期,但还是前来参加了在延安部分的活动。“我们是从小听祖辈父辈们讲这段历史长大的,虽然已经离那段历史发生的时间已经很远了,但是到了王家坪,到了宝塔山下,我能感觉到发自内心的那种震撼。”

  李小滨告诉记者,随着近年来红色活动越来越多,他所能联系上的红三代的圈子也越来越大。目前,光他自己就加了四五个红色后代的微信群。

  肖雨青对记者说:“我们聚在一起会聊很多老家的事儿,祖辈的事儿。活动本身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互相了解的过程。也是一种觉悟的提高。我们渐渐的有了为社会和国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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