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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包弼德:士人社会的形成如何改变地方与

  包弼德对婺州地区的研究长达二十余年。20世纪90年代,包弼德接触到一些研究社会史的学者,开始着手将地方史作为思想史研究的切入点,从思想史的角度去反观地方史。包弼德认为,如果要研究社会史,那么必须要研究地方史。但是研究思想史的学者在研究地方史时,往往会遭遇一些问题。第一,在某一个地方,与思想有关的资料往往都属于士人(Leterati)群体。士人是精英群体的一份子,与“庶”或者“民”相对。他们以出仕为目标,并且认定自己具有从政和指导天下的学识与使命。在12世纪以后,士人群体主要出身于为数众多但声名却不太显赫的地方精英家族。士人群体往往是“全国性”的,他们虽然住在某一个地方,但却不一定具有地方意识。

  那么,思想史的研究者应该如何研究地方史?包弼德试图从“传记”(Biographies)和“著述”(Books)两个方面入手进行研究。在他看来,思想史不仅需要关注人物本身,还需要更多关注人物与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我们在研究地方史的时候,往往会以某一个地方为中心。可是也要考虑到,某一个地方的人,跟别的地方的人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包弼德利用CBDB的数据信息研究了婺州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关系。其中包括了1108个宋朝人(其中五分之四是南宋人,妇女为31人)、412个元朝人(妇女为41人)、1173个明朝人(妇女为5人)、194个清朝人(妇女为6人)。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宋代与婺州地区社交联系最为紧密的是明州、温州、兴化军、杭州等地,基本都分布在浙江地区。与婺州士人往来最为密切的五个人,依次是吕祖谦、朱熹、陈亮、周必大和王柏。

  在士人社交网络中占据首位的吕祖谦,常与朱熹有书信往来。朱熹经常批评吕祖谦,怀疑吕祖谦不好好阐发道学而搞科举教育。在道学家们看来,科举是与道学背道而驰的。但吕祖谦却回答说:“科举之习于成己成物诚无益。”但是在婺州地区,它已经成为了“独学”,没有人会去讲论切磋。如果连科举都不讲,就没有办法把这些读书人汇聚起来。“至于为学所当讲者,则不敢怠也”,吕祖谦自辩说,他在讲论科举的时候,对道学研究也没有懈怠。

  从CBDB的数据中可以看出,在那个时代婺州地区大部分进士都是吕祖谦的学生。包弼德认为,吕祖谦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但恐怕也是一个没有思想的人。他有学术,但却没有思想。但是,包弼德的朋友田浩却认为,吕祖谦在当时确实是道学的物,中国学者中也有人认为吕祖谦非常伟大,甚至认为他的伟大程度超过了朱熹。但是,包弼德并不同意这些看法。第一,他看不到吕祖谦在哲学方面有什么思想,第二,他也认为无论是在影响力还是在交际网络方面,朱熹都比吕祖谦要大得多。从CBDB的数据中我们看到,在学生的分布方面,吕祖谦的学生是以婺州为中心分布的,而朱熹学生的分布范围则要大得多。他们各自学生的社交网络也显示出,朱熹的影响范围比吕祖谦更大。

  吕祖谦在婺州曾订立了一系列的规约。《乾道四年九月规约》规定:“凡预此集者,以孝弟忠信为本”,那些对父母不孝顺、与兄弟不友爱、与宗族不和睦、对朋友不真诚,言行相反、文过饰非的人,都被排除在外。如果有人违反规约,其他人应该予以规劝、责备乃至除籍。这些规约显示出道德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性。吕祖谦还特别强调,不要与“非类”之人来往。所谓的“非类”之人,就是指不是士人的人。即便是亲戚故旧,如果他不是士人,那么也要减少与他的来往。包弼德注意到,这些规约与朱熹所订的《白鹿洞学规》不同,后者主要是关于如何求学的方法,而前者主要是对人的习惯、行为与社会表现的约束。但是吕祖谦的规约也存在着一些矛盾和张力。比如,吕祖谦一方面强调德行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但另一方面却也警示说,作为士人不一定都能够实践德行。另外,吕祖谦认为求学问道应该出于自觉自愿,但同时又设立了许多规约去规定入学的条件。

  朱熹对吕祖谦的批评,一方面是批评他搞科举教育,另一方面还批评他看苏轼的文章太多。吕祖谦回答说:我看苏轼的文章,是因为他写得好,不会影响我的思想。而朱熹则说:你看苏轼的文章,然后喜欢上他的文章,这一定会影响你的思想,所以你最好不要看。在朱熹看来,研究道学没有必要去看苏轼的文章。

  为了科举考试而学习苏轼的文章自然很有好处,但是苏轼的文章能不能在思想层面给人以影响呢?按照朱熹的说法,如果一个人看苏轼的文章、学习苏轼的文章,他就会受到苏轼的影响。那么,当时的人是否认为苏轼只是一个文学家,与思想和学问都没有关系?包弼德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按照南宋人自己的说法(应该包括朱熹在内),在南宋仍然具有影响力的北宋大思想家,有王安石、二程和苏轼等人。包弼德认为,现在很多做思想史的人,不太注意到苏轼,认为他只是一个文学家。但是,苏轼在思想上的影响应该是非常大的。苏家(苏辙)的后代在南宋初年就迁移到了婺州居住。现在我们至少知道婺州有7个为科举教育而设的私人印书处,其中东阳胡仓王宅桂堂在1190年刻印了《重广眉州三苏先生文集》30卷,婺州永康清渭陈宅刻印北宋秦观编纂的《精骑》6卷、《苏门六君子文萃》70卷、《坡门酬唱集》23卷。在婺州,人们对苏轼文章的兴趣很浓,也大量翻刻苏轼的著作。现在传世的《精骑》虽然只有3卷,但其中引用苏轼阐释《易经》思想的著作《东坡易传》的内容,可以说是最具有哲学性的一部分。在当时的婺州,苏轼的文章不仅为科举所用,而且也会影响人们的思想。包弼德认为,苏轼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他是多元一体的,而朱熹则是一体且排斥多元的。当我们在讲士人社会的时候,常常会忽略科举对士人的影响。但实际上,对于大部分的士人来说,他们所受的教育就是科举的教育而不是道学的教育。

  南宋时,曾经考中进士的潘自牧编纂了一部类书(指按类编排的资料性图书)《记纂渊海》。在宋刻本的“序”中,潘自牧探讨了潘家的历史、对类书的看法以及“言”与“意”的关系。潘家非常富有,在迁到婺州以后,潘家开始与一些士大夫家族建立婚姻关系,其中就包括吕祖谦、朱熹、苏轼等家族。12世纪的南宋出现了很多类书,而且大部分都在婺州出版,如王象之《舆地纪胜》、章如愚《群书考索》等。《记纂渊海》其实就是为了写文章而编纂的,它适应了科举考试的需要。因此我们看到,议论性文章在《记纂渊海》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议论性文章可以说是标准的古文文章,必须要有自己的见解。而《记纂渊海》中抄录文章最多的作者,就是苏轼。由于大多数士人都接受科举教育,而大量抄录苏轼文章的类书又是为科举而编纂的,因而苏轼也就借由类书与科举,影响了士人的思想。

  虽然吕祖谦与朱熹有过合作,在婺州大力推行道学,但实际上,各类学术在婺州都有存在和发展。如果我们去看宋本而不是被道学化了的《群书考索》,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它特别注重王安石新法,而较少措意道学。

  宋末元初,婺州出现了所谓的“金华四贤”:王柏、何基、金履祥、许谦。他们开始追溯并重新认定自朱熹以来的“道统”,而传承的观念,就是“理一分殊”。许谦回答吴师道说:“吾儒之学之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他们在婺州的言行,完全遵循着朱熹的著作,有思想但却不大有学术。1315年元朝重开科举之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钦定为科举考试的课本。地方士人为了要了解朱熹的思想,竞相来到婺州学习,成为许谦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就变成了一个道学的社会,而是因为时代的变化,人们需要知道道学的思想究竟是怎么回事。明朝建立以后,经济长期衰退,直到15世纪得以恢复。在婺州,书院、县学开始重建,宋元的著作重新出版,士人也开始活跃。到了明末,作为理学对立派的阳明学开始兴起,道学在婺州的地位大大下降,开始衰落。

  包弼德特别注意地方历史在南宋的变化。第一,在南宋以前,政府通常会编纂图经,而此时地方志开始兴起。前者主要呈送中央,而后者为地方所掌握,地方士人的历史开始在地方志中凸显出来。第二,地方行政单位开始转变为文化单位。比如像“婺州”,原先只是作为一个地方行政单位而存在,现在则开始转变为文化意义上的单位,人们提到“婺州”,会开始注意它所代表的这一个地区的文化内涵和意义。第三,以往的国家传记开始淡出,而地方传记开始兴起。南宋中期王象之在地理总志《舆地纪胜》中指出,地方志应该包括一个地方的物产、文化与士人群体。元代吴师道所编纂的南朝梁至宋末金华地区人物的史料《敬乡录》更加强调士人应该去承认和认识自己的历史。地方志的兴起,凸显了地方在朝代更迭中的意义,形成了一种新的观察国家的视角。随之而起的家谱热,也极大地推动了地方历史的兴起。

  如果我们从思想史的角度去观察地方史,那么我们会看到,南宋时一些具有自我意识的士人群体开始在地方出现,他们发展地方上的人际关系,但也具有并关注全国性的知识。包弼德特别指出,士人虽然是精英,但不是所有的精英都是士人。士人是一个很特别的精英群体,他们不是土豪。而地方士人则想方设法说服地方精英成为士人,并希望让其他精英群体接受他们作为士人的那种优越感。地方士人开始创建并且遵守一些自愿的道德和共同的社会行为。包弼德认为,自宋以来,中国的文化开始等同于士人的文化,地方士人群体取代朝廷开始肩负起了捍卫中国文明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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